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志愿军63军以巨大代价挡住了美军装甲部队的疯狂反扑，在抗美援朝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63军赢得“铁在烧”威名的同一战役初期，另一场规模远超180师失利的重大挫折，却因为种种原因被尘封在了历史的角落里。1951年4月，临津江畔，志愿军19兵团的6万将士在美军炮火下经历了堪称抗美援朝史上最惨烈的渡江作战。
1951年4月22日，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全面打响，志愿军3个兵团12个军在200多公里宽的战线上对联合国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根据中央军委“歼灭美军两到三个师”的战略目标，彭德怀将主要突击方向放在了西线，刚从国内调来的第19兵团和第3兵团这两支生力军被委以重任。
杨得志指挥的第19兵团负责右翼突破，下辖63、64、65三个军，一线展开两个军，以63军为左路、64军为右路，65军作为第二梯队在后跟进。
按战前预案，63军和64军应在突破临津江后两翼齐飞，63军直插英军29旅，64军则以最快速度向议政府方向穿插，配合切断美军的退路。这本来是一套极有气势的战役构想，用两个主力军分进合击撕开联合国军西线防线的右翼，再以65军作为钢铁拳头投入缺口。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致命偏差。
63军进展相对顺利，强渡临津江后迅速击溃土耳其旅，又在雪马里包围歼灭了英军29旅格洛斯特营，打得相当漂亮，堪称第五次战役初期最具震慑力的战术突破。然而当杨得志将目光转向右路时却发现，本该与63军齐头并进的64军，竟然被死死钉在了临津江南岸寸步难移。
问题出在多个层面。战前侦察不充分，64军对临津江南岸的地形和敌军火力点分布掌握不够详细，导致突击部队在发起冲击后很快遭遇了远超预期的火力压制。炮兵协同脱节，志愿军的炮火准备虽然声势浩大，但炮弹大多打在了美军早已疏散的假阵地上，64军步兵发起冲击时失去了最关键的火力掩护窗口。
更致命的是，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早已下令将南岸防线用重炮和坦克火力构成了环形防御，在这个预设火力网布控严密的狭窄区域内，任何一支暴露在开阔地上的步兵部队都会遭到毫不留情的覆盖式打击。
64军军长曾思玉急得团团转，反复组织部队强行突击，191师和192师各团轮番冲击，伤亡数字以惊人的速度攀升。
彭德怀得知64军进展迟缓的消息后，直接打电话给杨得志发出了措辞极其严厉的最后通牒，“你们必须继续努力，组织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作战，勇猛地向议政府及其南北线挺进。部队不分昼夜，连续进攻，否则军法从事。”这是彭德怀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最强硬措辞之一。
杨得志被逼到了墙角，做出了一个在后来被军史研究者反复检讨的决定：他下令65军的两个师立即渡江增援64军，协助完成突破。这个看似合理的战役调整在实际操作中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65军原本是作为兵团预备队在临津江北岸待命，一旦63、64军撕开缺口就迅速投入扩大战果，但在64军受阻的情况下贸然将第二梯队提前投入战场，等于是把手里唯一的预备队砸进了一个还没被撬开的铁门。
当65军的两个师冲过临津江到达南岸时，64军的三个师也仍然被压在临津江南岸那条只有大约20平方公里的狭长滩头里动弹不得。
于是第五次战役初期战史上最令人窒息的画面出现了，5个师，6万多人，全部挤在同一片狭窄的临津江南岸区域内，前排被美军的坦克和机枪压住冲不过去，后排按照兵团的命令不断前进增援，部队密度迅速逼近了美军炮兵的饱和攻击阈值。
此刻正是白天，美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侦察机将滩头上的拥挤状况实时传回后方，范弗里特立即下令集中所有可用炮兵和航空兵对这片区域进行无差别地毯式轰炸。
美军155毫米榴弹炮、203毫米重炮以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编队，一波接一波地对准临津江南岸这块拥挤不堪的登陆场倾泻弹药，江面上炸起的水柱连成了一道沸腾的水墙，滩头上刚刚进场的步兵分队无处隐蔽纷纷倒在爆炸气浪和弹片之下。
根据战后第19兵团司令部的《作战检讨》以及相关军史记载，64军和65军在这场持续仅仅两天的渡江战斗中，伤亡总数超过了一万人。这个数字是180师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被围后伤亡约7000人的整整三倍。
如果光是伤亡数字还不足以让人捶胸顿足，那么这次惨重伤亡背后所暴露的指挥失误则更加令人无法释怀。临津江渡江战本质上是一场“添油战术”式的渐进消耗，64军受阻后，兵团指挥部没有选择暂缓进攻重新侦察调整部署，而是将预备队65军一个师接一个师地填进去，结果非但没有突破敌人的防御，反而让更多的部队暴露在了敌人的杀伤火力之下。
直到4月25日，在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之后，64军和65军才勉强撕开了临津江南岸的防线继续向纵深推进，但此时部队兵力和士气都已受到严重影响，不可能再完成原定的歼灭美军数个师的宏大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80师失利在战后被反复讨论、被写进军史教材、被无数军事爱好者争论不休，而这场伤亡规模是其整整三倍的重大挫折却在军史叙述中长期语焉不详？
翻开绝大多数志愿军战史，关于第五次战役初期临津江渡江战的记载要么只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要么干脆不提具体伤亡数字，许多64军和65军的老兵回忆起这一段时仍会摇头叹息。
第一个原因，180师失利之所以引发巨大震动，核心在于“成建制被俘”。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一次师级政治部主任被俘、多达约5000人被俘的记录都发生在180师身上，这在政治上形成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伤亡数字。而64军和65军在临津江渡江战中虽然伤亡总数远超180师，但部队建制相对完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集体被俘事件，伤亡数字主要是战死和战伤，这在战争记录中的敏感度天然就低了一个层级。
第二个原因，临津江渡江战的惨重伤亡发生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头两天内，随后63军打出了铁原阻击战的惊天壮举，第五次战役整体上以志愿军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并在最后阶段成功稳住战线告终。
在整个战役的叙事框架中，渡江初期的局部挫折很容易被后续的战局转折所稀释和覆盖。而180师失利发生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全线撤退的最关键时刻，正好踩在了志愿军被迫后撤的心理创伤点上，事件的戏剧性和教训的集中度都远高于渡江战。
第三个原因是军事检讨层面的特殊性。180师失利的责任链条相对清晰，师指挥员在执行回撤命令时犹豫不决错过突围窗口，导致部队被围。
而临津江渡江战的失利牵涉到的指挥层级远比180师复杂：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的战役部署、军长曾思玉的战术执行、炮兵协同的失误、预备队使用时机的不当，以及装备和火力上的结构性劣势交织在一起。
一旦要把这笔账算清楚，就需要对整个第五次战役初期的兵团级指挥体系进行深入检讨，其复杂程度和涉及的人员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单纯追究一个师的责任。国防大学徐焰教授曾直言，我军在临津江伤亡一万多人，“这是多么惨痛的损失”。
时光流转至今，当志愿军老兵们陆续老去，这段历史更需要被完整地讲述。铁原阻击战用鲜血铸就的丰碑永远值得铭记，而临津江渡江战中同样倒在异国土地上的那些志愿军战士，也值得后人诚恳地翻开这一页，看看这场战争到底有多么残酷和代价是多么沉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临津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能体现“惨烈”二字的战场之一，63军在铁原用血肉之躯挡住了美军坦克，64军和65军在临津江畔也用血肉之躯硬冲了美军的天罗地网，他们面对的是同一支拥有压倒性火力优势的敌人，区别只在于一个打的是阻击战，一个打的是攻坚战。
承认临津江渡江战的惨重伤亡丝毫无损于63军铁原阻击战的荣光，恰恰相反，唯有把同一场战役中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败的关系客观地摆在同一张桌子上，后人才真正读得懂那场战争的全部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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